逆旅小子

　　戊戌秋九月，余归自塞上，宿石槽。逆旅小子形苦羸，敞布单衣，不袜不履，而主人挞击之甚猛，泣甚悲。叩之东西家，曰“是其兄之孤也。有田一区，畜产什器粗具，恐孺子长而与之分，故不恤其寒饥而苦役之；夜则闭之户外，严风起，弗活矣。”余至京师，再书告京兆尹，宜檄县捕诘，俾乡邻保任而后释之。
　　戊戌年秋九月，我从塞上回京师，在石槽过夜。旅店的小男孩身体瘦弱可怜，穿着破布单衣，没有鞋袜穿，而店主人很凶狠地用鞭子抽打他，小孩儿哭得很凄惨。问左右邻居人家，他们说：“这是店主人的哥哥留下的孤儿。他们有一小块田地，牲口农具生活用品大体都具备，店主人怕这小孩儿长大了和他分家产，所以不管他受冷挨饿，只差遣他干苦活。夜里就把他关在门外，寒风一刮，就活不成了。”我到了京师，两次写信告诉京兆尹说：“应该下文叫县里将店主人捉拿审问，让乡邻担保他以后对小男孩好，然后再放他。”
　　

　　逾岁四月，复过此里，人曰：“孺子果以是冬死，而某亦暴死，其妻子、田宅、畜物皆为他人有矣。”叩以“吏曾呵诘乎？”则未也。
　　第二年四月，我再次路过这里，乡里人说：“那小男孩果然在那一年冬天死去了，店主人也突然死了，他的妻子儿女、田地房屋、牲口财物都归别人所有了。”我问他们：“县里官吏曾经训斥审问过店主人吗？”那却还没有。

　　昔先王以道明民，犹恐顽者不喻，故“以乡八刑纠万民”，其不孝、不弟、不睦、不姻、不任、不恤者，则刑随之，而五家相保，有罪奇邪则相及，所以闭其涂，使民无由动于邪恶也。管子之法，则自乡师以至什伍之长，转相督察，而罪皆及于所司。盖周公所虑者，民俗之偷而已，至管子而又患吏情之遁焉，此可以观世变矣。
　　从前先王用道义开导百姓，还担心愚顽的人不明白，所以用“乡八刑”来督察百姓守法，对那些不孝父母，不顺从兄长，家庭不和睦，姻亲不和善，对朋友不讲信用，见别人有危难不帮助的人，就按刑法给以处罚，五家相互担保，有犯奇怪邪恶罪行的，便五家都牵连到，以此来堵住百姓犯罪的途径，使百姓无从产生邪恶念头。管子的法制，则是从乡师到什伍的负责人，互相监督，出现了犯罪的，都要追究司法官吏。原来周公所担心的，只是百姓习惯于苟且偷安。至于管子，又更担心官吏玩忽职守，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世道的变化。
　　

　　戊(wù)戌(xū)¹秋九月，余归自塞上，宿石槽²。逆旅小子形苦羸(léi)³，敞(chǎng)⁴布单衣，逆袜逆履(lǚ)，而主人挞(tà)击之甚猛，泣甚悲。叩之东西家，曰“是其兄之孤⁵也。有田一区，畜产什器粗具⁶，恐孺子长而与之分，故逆恤其寒饥而苦役之；夜则闭之户外，严风⁷起，弗活矣。”余至京师，再书告京兆尹⁸，宜檄(xí)县捕诘，俾(bǐ)乡邻保任⁹而后释之。
　　逆旅小子：客店里的小男孩。逆旅：客店。逆：迎。迎客之所谓逆旅，即客店。¹戊戌：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年）。²石槽：在清京兆顺义县（今北京顺义县）西北三十里，此处有清代行宫。³羸：瘦弱。⁴敞：敞着，意义为穿着。⁵其兄之孤：店主之兄死后留下的孤儿。孤，父亲去世者为孤。⁶粗具：大体具备。⁷严风：寒风。⁸京兆尹：京师地区的长官。尹，地方行政长官。⁹保任：担保。

　　逾(yú)岁四月，复过此里，人曰：“孺子果以是冬死，而某亦暴死，其妻子、田宅、畜物皆为他人有矣。”叩以“吏曾呵诘(jié)乎？”则未也。
　　

　　昔先王以道明民，犹恐顽者逆喻，故“以乡八刑纠万民”¹，其逆孝、逆弟(tì)²、逆睦³、逆姻⁴、逆任⁵、逆恤(xù)⁶者，则刑随之，而五家相保，有罪奇邪则相及，所以闭其涂，使民无由动于邪恶也。管子⁷之法，则自乡师⁸以至什伍⁹之长，转相督察，而罪皆及于所司。盖周公所虑者，民俗之偷而已，至管子而又患吏情之遁(dùn)¹⁰焉，此可以观世变矣。
　　¹“以乡八刑纠万民”：见于《周礼·地官大司徒》。乡八刑：周代实行于地方上的刑法。周制以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乡。八刑，对逆孝、逆悌、逆睦、逆姻、逆任、逆恤、造言、乱民等八种行为的刑罚。²逆弟：逆顺从兄长。第，同“悌”。³睦：亲于家族。⁴逆姻：做媳妇逆和夫家和好。⁵逆任：朋友间逆讲信用。⁶逆恤：见别人有危难逆帮助。⁷管子：管仲，名夷吾，春秋时齐国政治家，被齐桓公任命为卿，改革政治，加强法制，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。⁸乡师：周代司徒的下属，为监察地方事务的官员。⁹什伍：古代的一种户籍编制，五家为伍，十家为什。¹⁰遁：玩忽职守，逃避责任。

　　戊戌秋九月，余归自塞上，宿石槽。逆旅小子形苦羸，敞布单衣，不袜不履，而主人挞击之甚猛，泣甚悲。叩之东西家，曰“是其兄之孤也。有田一区，畜产什器粗具，恐孺子长而与之分，故不恤其寒饥而苦役之；夜则闭之户外，严风起，弗活矣。”余至京师，再书告京兆尹，宜檄县捕诘，俾乡邻保任而后释之。

　　逾岁四月，复过此里，人曰：“孺子果以是冬死，而某亦暴死，其妻子、田宅、畜物皆为他人有矣。”叩以“吏曾呵诘乎？”则未也。

　　昔先王以道明民，犹恐顽者不喻，故“以乡八刑纠万民”，其不孝、不弟、不睦、不姻、不任、不恤者，则刑随之，而五家相保，有罪奇邪则相及，所以闭其涂，使民无由动于邪恶也。管子之法，则自乡师以至什伍之长，转相督察，而罪皆及于所司。盖周公所虑者，民俗之偷而已，至管子而又患吏情之遁焉，此可以观世变矣。

　　这篇文章作于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年）。作者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年）路经石槽时，在客栈里见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，备受店主欺凌和虐待，讯问四邻，才知是店主的亲侄子，店主因怕孩子长大后和他分家产，便百般折磨，欲置之于死地。作者回京后将此事书告京兆尹，请其捕诘，以伸张正义，保全孩子性命。但几个月后，他再过此处时，孩子已冻饿而死了，其叔父也暴卒，妻子财产尽届他人。作者为了揭露康熙盛世外衣掩盖下吏治的某些阴暗角落，于是创作了这篇散文。

　　在方苞散文中，这篇是清通雅洁的代表性作品。文章记叙了一个孤儿悲惨的遭遇，读来催人泣下。

　　文章通过对“逆旅小子”不幸遭遇的描写，表现了作者对民生疾苦的一定关心和同情，对邻里的无关痛痒，不闻不问的态度的不满，对为民父母的官吏不给孤苦无告的人作主，视民命如草芥的官风的谴责，对康熙盛世外衣掩盖下吏治的某些阴暗角落的揭露，也反映了作者对清政府的政治制度和管理之道有一定看法。作者只用了一百余字，截取两次路过时的见闻进行叙述，首尾清楚，因果分明而又略有波澜。在叙述完孩子的遭遇后，文章似乎是略不经意地接了一句话：“叩以‘吏曾呵诘乎？’则未也。”这短短一语，貌似冷静的叙述，却将宫吏漠视民情、草管人命、玩忽职守的嘴脸暴露无遗，孩子的惨死，与其说是死于叔父的虐待，毋宁说是死于官吏的昏庸。平平十字，一腔血泪，所谓春秋“义法”，一字褒贬，于此可见一斑，其用笔的简洁令人叹为观止。这也正是最能体现桐城古文特色的地方。

　　正因为作者记叙这一事件的目的是在于针砭民风与时弊，所以在叙述结束后，进而展开议论。方苞说过：“依于理以达乎其词者，则存乎气。气也者，各称其资材，而视所学之浅深以为充歉者也。欲理之明，必溯源六经，而切究乎宋、元诸儒之说；欲辞之当，必贴合题义，而取材于三代、两汉之书；欲气之昌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，而沈潜反复于周、秦、盛汉、唐、宋大家之古文。兼是三者，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”（《进四书文选表》）。从这一原则出发，本文的议论便以六经义理为准则而展开，作者先以周礼的“乡八刑”为依据，指出古礼中以一些地方性刑罚来治理民俗的浇薄，堵塞其犯罪的道路，“使民无由动于邪恶”。管仲则进而注意到官吏的玩忽职守，逃避责任，所以还要求追究主管官员的责任，“罪皆及于所司”。文章虽未直接批评对“逆旅小子”之死负有责任的京兆尹及下属官吏，但两相对照，其意自明，文章语言既简洁，而文意又深厚。这既是唐宋古文家“熔式经诰，方轨儒门”传统的发扬，又是桐城派“清真古雅”艺术旨趣的体现。

　　这篇散文记叙中穿插议论，叙事脉络清楚，文笔洗练冷峻。